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当代还是古代，能被称为开一代风气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先说古代，唐宋两朝，是中国文学最为繁盛的年代，文星璀璨，华章无数，但纵观整个唐朝，最杰出的诗人当属李白杜甫，而我个人偏向于潇洒不羁飞扬跋扈的李白，他的诗歌是唐朝文学的巅峰。到了宋代，讲究“理趣”的诗歌已经退为第二位，宋词才是整个宋朝文学的代表，那么宋代最杰出、称得上开一代风气的词人是谁呢，这个问题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正是四川苏东坡。
说苏东坡，先要说一说词史的流变。词这一文学体裁，非宋代才有，唐李白就写过两首词，一首称为《菩萨蛮》，一首唤作《忆秦娥》，因此李白被奉为词家之宗。当然李白之前有无唐人写词，这肯定是有的，但他们影响力不够，称不上宗师。到了晚唐五代，词这一文学体裁就非常流行了，这个时期的词作被称为花间词和南唐词。花间词的主要代表是温庭筠、韦庄，二人皆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略有不同，温词秾艳华美，多给宫廷嫔妃演唱；韦词词则疏淡明秀，其他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仅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气势不阔，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我们想象一下，在繁花香蝶、金玉琼銮之间穿梭的词作，格调会高到哪里去？那么随后就出现了南唐词，词人代表是五代南唐两主李璟李煜和元老冯延巳，他们终日纵情声色犬马，不图进取，词作多有颓靡浮艳的浓重色调。只有后主李煜的词，与花间词相比，境界有所扩大，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也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词风较之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甚至自己的父亲李璟，境界与气势都有所扩大，但李后主仍不算是开一代风气者，只能说是承前接后，一个使词风有所变易的杰出词人。整体上，晚唐五代的词属于贵族词，当时，词这一文学体裁还未正式走向民间大众，那么这似乎在预示着、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开一代豪放与旷达词风的苏东坡。
在北宋，苏东坡之前有个叫柳永的大词人，他让晚唐五代词稍微贴近了大众，因为他出生卑微，词作也只写承平气象和羁旅之思。不得志后干脆写些才子佳人情郎情女，格调可以想见，至苏东坡出现，这种词风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宋代学者胡寅对此的评价最为恰当，他在《酒过词序》里写道“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花间如古时衙门中的使唤公差一样低微，柳永不过也似卑贱的仆人一般。花间、南唐派词风，在苏东坡面前顿时黯然失色，小气萎靡了许多。这也正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里所说的一样：“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如天地奇观，倾荡磊落，确实可以形容苏东坡的词风，他的词风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豪放。苏轼词的豪放，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盛赞过：“世言东坡不能歌……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苏词挟带着天风海雨之势，可见其气魄与胸襟，是何等豪放不羁。这种风格，至《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完全体现了出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单此一句就足以震烁古今，气势如江翻海倾，那种雄迈伟岸的胸襟，寄慨遥深的思绪，接千载而通万里，每一个字都如惊涛骇浪般撞击着后世读者的心灵，词作的瑰奇壮丽、豪迈辽阔之境，宋代以降无人匹敌。
一是旷放。苏轼另一种词风正是旷放，而形成这种风格正与他天生旷达幽默的情怀有关，这种旷达词风也是苏轼首创，清代学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里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写的就是苏轼的旷放风格，代表作如那首“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无云留迹”亦名为《念奴娇》的词作。事实上，苏东坡的婉约词亦不输于前人，豪放、旷放之词更是信手捏来，真正地开启了有宋一代的词风。宋词境界也因为有了苏东坡而为之一变，后来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晃补之、贺铸，甚至豪放派另一名将辛弃疾，亦模之习之，却无人能过之，苏东坡但开风气不为师，天下却尽师之，是为一代宗师。

二

文脉千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江山代有人才出，苏轼开宋词风气，这一历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也无法动摇。事实上，每一种文学体裁诞生并发展后，都会有开风气的人出现，赋有司马相如，论有贾谊，骈文有庾信，唐代散文有韩愈柳宗元，那么当代文学，也就是清代以后、五四以后到现代，真正开文学一代风气的人有哪些呢？鲁迅是其一，他的杂文匕首投枪，所向披靡，确实开杂文一代风气。小说开风气的人呢，可以说是钱钟书沈从文他们，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该算在其中。现代诗歌开风气的人可以说是徐志摩等人，郭沫若还算不上。至于开散文一代风气的人，还真不好找，林语堂、周作人、汪曾祺他们算么？他们不是提倡闲适就是崇尚幽默，不是流于闲情逸致，就是耽于平庸琐事，笔触所及并不高远，眼界也不开阔，属于明清小品文与西方绅士散文的一种融合杂交物，缺乏黄钟大吕的风格，缺乏惊涛裂岸的气势，缺乏悲天悯人的关切，缺乏行路万里的虔诚，缺乏大江东去的豪情。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散文沉寂已久的天穹上，横空出世了一位开启一代文风的散文家学者，他，就是余秋雨先生。
余秋雨先生所创新的散文文体，被学术界文化界称为“文化散文”，这种散文气势磅礴、豪迈苍凉、雄奇沉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忧思豪壮的名士风度，悲天悯人的学者情怀，在文章里，余秋雨先生与读者一起寻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故乡。一篇篇“文化散文”在余秋雨笔下流淌，正如宋词到了苏东坡手中，一改柔靡之风，变得如塞外黄沙漫漫、江川之水奔腾，势如五岳凌云，气吞万里河山。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确实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给当代散文的长流注入了刚劲的力度和遒劲的气势，洒脱而奔放，文风一启，则跟风者无数，正如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以及词人秦观，皆投苏东坡门下，极力模仿他的词风。
南宋学者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里论及苏东坡的词，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可见气势壮阔的“大江东去”四字完全成了苏东坡遒劲词风的代名词。那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风格，应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引一段余先生的文字，那段文字不是余先生散文中的篇章，出自余先生《山居笔记》台湾版的后记里，大陆文汇出版社第一版第366页也能读见。那次，他是受邀去台湾巡回演讲，因签证繁琐，停留香港，一人独坐在滨海的一座大厦边，远处海风天浪。从台湾回来后，余先生这样洒脱地写道：
我坐在奔达大厦的石阶上，一手搭着箱子，箱子里装着《文化苦旅》，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话，长长的苦旅，我从古代走到现代，一下子走上了绝路，没有荆棘，没有险谷，没有陡坡，却是真正的绝路。一箱子的家常闲话，一箱子的窃窃私语，讲的全是有关我们这个和我一般气喘吁吁、体力不支的人种，想在大海的对岸，找到对谈者，但人和话语都困住了，我坐在石阶上，海阔浪高。
从古代到现在，历史与文化，荆棘与苦旅，余秋雨先生一路走来艰辛而潇洒。现在他面对着茫茫大海，希望找到晤谈的对象，可眼前只有蓝天碧涛，鸥鸟飞翔，余秋雨先生只能轻捋衣袖，独自坐在石阶上，遥望远方，远方所及，海阔浪高。
这是何等辽阔的画面，这是何等洒脱的意境，海天茫茫，浪阔风高，这不正是庄子所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么？苏东坡可用“大江东去”四字概括他的词风，余秋雨先生也完全可以用“海阔浪高”，这一出自他文中的词，来概括他“文化散文”的豪迈风格和天地与立的文化激情。那段文字，显然是余秋雨先生不经意流露的，一本书的后记，往往只是收尾时作者向读者的淡淡倾诉与娓娓交心，谁也不会在写后记时投入创作时那燃烧般的热情。可正是这不经意，却让我们完全了解了余秋雨先生伟岸的人格、大气的文风以及虔诚的学者关怀，他的手写了他的心。
这里有一段插曲，我在写《山长水阔知何处》中《人生如梦》这篇文章里，就遇到一个难题，把苏东坡被贬的原因、乌台诗案以及黄州经历写完后，如何收尾呢？我想到了余秋雨先生在台湾版后记里的那段话，他的那段文字给了我一个意象，一个灵感，我在引用《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文章结尾时这样写道：
黄州带给苏东坡的是宽容是大气，是成熟也是平和。有了这份独特的人生经历，苏东坡面对以后的磨难将一往无前，不会再有任何畏惧。你看，惠州不是在远方么，海南更在远方，这是他将要去的地方，而此时没有人能参透这一天机。苏东坡所要接受的磨砺似乎才刚刚开始，这是人生对他的考验，也是他作为宋代文坛一颗最耀眼的星辰所必须承受的命运。风高浪阔，苏东坡还屹立在江边。他已有所预感，他的旅途即将开始，会由黄州越过万水千山，绵延到更遥远的地方。
我写的是苏东坡在承受人生磨难之后，面对黄州赤壁和万里长江时，衣袂飘然神态自若的气度。然而，那时我脑中想到的却只有余秋雨先生，风高浪阔，苏东坡还屹立在江边——我看似写苏东坡其实是写余秋雨先生。余先生坐在石阶上，遥望大海，风声海潮，衣袂飘然，白鸥远翔，这等意境与意象如何忘却得了。而那句“海阔浪高”的豪壮意象与苏东坡的“大江东去”竟是如此的接近、如此的相似。一个散文家杰出不杰出，其实只要看他对文中几个字或者词的处理上，当代的散文家中能写出“海阔浪高”这一意境与胸怀的作家，我看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至于我辈，只能撷余先生一二罢了。
当时写完那篇文章结尾的最后一个字，我竟已泪湿眼角。记得三年前，余秋雨先生曾题赠我回忆录《借我一生》，扉页上竖着手书“宋浩学弟，忘年知音。乙酉年春余秋雨”十五个浸着魏碑风骨的题字。当时我还没用宋浩浩这个名字，余先生写的是我的原名。那次，我只是送给余先生第一本自己不成熟的散文集，并和余先生探讨了对文化散文的理解与创作现状，没想到余先生如此以礼相待，竟称一初出茅庐24岁的青年为学弟，这显然是让我感到惭愧和不安的题赠。当初我以历史散文为创作主业，也完全是受了余秋雨先生散文的影响，学弟之称是绝对受之有愧的，知音也许我还算一个吧。现在，我更是发觉，为什么越是宗师大家，越能礼贤下士呢？正如当年学者陈子谦教授研究钱钟书先生，要写一本《钱学论》，钱先生在给比他小五十多岁的陈子谦教授的信中，居然称其为“子谦学人我兄著席”，本已是父辈的钱钟书先生称呼晚辈小子为兄，这是何等的礼贤下士啊，这又是何等的感人！相信陈教授当初见钱先生的信函，也一定如我这般，觉得受之有愧、坐立难安的。游心昨日驰翰墨，曲水明朝可流觞，余秋雨先生、钱钟书先生，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水阔山长，江水泱泱，到了那个份上，他们真的已无所求，而恰恰也只有余先生钱先生这些人格高尚、襟怀坦荡的人，才能真正走到艺术和文学的巅峰。

    三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余秋雨先生为解读中国文化的脉络，脚印先从《文化苦旅》、大西北的敦煌开始，在道士塔前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悲凉与民族贫弱的隐伤；莫高窟中采来飞天的风仪，阳关雪下黄沙漫漫，柳侯祠前旧梦迷离；他引领我们，在都江堰边拜谒过奔涌千年的碧流清江，见过巍巍三峡的涛涛浊浪与晚照夕阳；洞庭一角水淼淼，庐山之巅雾茫茫；他让大家细致地品味过柔雅的江南文化与宁静的苏州镇落，体味过天一阁里代代传承的文化使命与青云谱就的随想；更是聆听了狼山脚下，唐才子骆宾王的声声叹息；夜航船里枫叶冷，酒公墓前怀故乡。庙宇之旁长亭晚，牌坊远处山青青。老屋窗口的童年与信客的悲凉往事；笔墨有祭，腊梅藏忧。龙华的旧友，三十年的温馨；海外南洋水，国文华语情。
在《山居笔记》里，余秋雨先生以直接感悟的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历史遗迹，你看，清代三百年，只留一个孤愤忧伤背影；东北天高云淡，宁古塔下却霜冻血寒；黄州一贬虽苦，苏轼却得江山之助；千年庭院深几许，黄鹤楼前问乡关；平遥城巍然，海内望山西；进士逾十万，七贤饮竹林；名士遗悲风，天涯照孤影。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那些自然山水、人文遗迹已经超越了本身的局限，他们被余先生那支凌云之笔一一点化，一一含情。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风靡海内外，而当今知余秋雨先生者，在台湾可推余光中先生。他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里谈到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他认为“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文章常有硬性、软性之说；有杆无旗，便失之硬性；有旗无杆，又失之软性”，余光中先生提出散文的知性感性之分，这是极有创见的观点，他还认为太硬的散文，若急于载道，或矜博炫学，读来便无味无趣。若是太软的散文，不一味抒情，而只解滥感，也会让人感到厌烦，若沉溺于甜腻或凄美的画意诗情，那么散文也就流于软性了。余光中先生认为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正是将知性和感性结合得恰到好处、堪称完美，余光中先生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品味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比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他在三峡的起点这么说：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余光中先生的确好眼力，但他在文章中没有再进一步细入分析。我觉得，余秋雨先生这段写三峡的句子，足可以堪称神来之笔，你看，白帝城横腰矗立于大江之上，流水奔腾而过，经历了无尽的历史风雨，李白的轻舟离别，刘备的天下雄心，冲天的战阵与漫漫的诗情，诗人膜拜的是自然之美江山之秀，而刘备们却为天下谁主而竞逐着。千年易过，江山依旧锦绣英雄却已折腰，文人悄然身藏却诗传万古，白帝城阅尽沧桑，一切已经流逝，但是那东去的江水，却仍为自然之美与山河的主宰权争辩着。争辩的声音，恰恰就是那脚下的滔滔江水。激越澎湃，湍急江水流淌的声音，暗喻为两种人生的争辩声，这是何等的气度。此等气象，非开一代风气者，如何能有此笔力？
笔底波澜，如画江山。境界逾大，文字里体现的画面感也愈盛大宏阔。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极强表现力，这远非一般作家能比。你们看，同是《三峡》这篇文章，在写到故乡也在三峡一旁的王昭君和屈原时，余先生这样洒脱写道：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比李白还老的疯诗人太不安分，长剑佩腰，满脑奇想，纵横中原，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起了三峡的波涛。
船外，王昭君的故乡过去了，船外，屈原的故乡过去了，这样的画面感多强！而且这幅江山之画，因为“船外、船外”这一重章复踏的手法而有了流动性，有了身临其境随江而下的舒畅之感。汉之王昭君与楚国之屈原，皆穿越了广袤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随着流水，隔空而来，历史一下子因为余秋雨先生的两句排比而凝聚再了一起，江川东流，流去的不仅是滔滔江水，更是中华的文化与历史。那阵快哉之风，那份浩然之气，一时如三峡涌潮般汇集在余先生笔下。
这样的例子还有，在余先生的《乡关何处》一文的结尾，余先生坐在故乡余姚回上海的火车之上，物是人非，前尘如梦。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带着家乡体温的杨梅和霉干菜，离开余姚时的情景，恍若隔世，不禁长长叹息，他寻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故乡：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途，怎么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在余先生的这段文字里，我们读的已经不是文字本身，我们读的竟是一幅幅完整清晰的画面。余秋雨先生手中的俨然不是一支笔，他似乎将文字已经磨砺打锤成了无形的摄影机，只几个极短的短句，竟然能展现如此宏阔的图景，让人感喟惊叹不已。
在文化散文集《行者无疆》一书里，我更是看到了余先生这种超然文笔的再次应用。单就在自序里，余秋雨先生下笔就有石破天惊之感，你们看，他的第一句是如何写的：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这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短短的二十二个字，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北极圈内，欧洲一侧，寒风凌冽，冰山如刃，一片茫茫，在二千年行将结束的时刻，余先生远离故土，俯察西方历史与欧洲文明，而此时此刻，他却顶着寒风，独自站在皑皑白雪里。这二十几个字，给我们有一空中定位特写之感，我惊叹于这种表现力，仅观此一句，便已知此书的厚重份量和洒脱诗情。
余秋雨先生的这种超凡点化之功，还有一处体现，让我印象最深，并且也和余先生本人探讨过，那就是他在《吴江船》一文中写了自己二十年前，与大学同学一起到苏州吴江劳动的一次夜航经历。那时，余先生正坐在夜航船上，要穿越名扬天下的垂虹桥，他想到了宋代词人姜白石：
宋代大词人姜夔对垂虹桥最是偏爱，有一次，他在那里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萧。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今夜，烟波桥下，没有歌声萧声，只有橹声嘎嘎。
当时，我将余先生引述姜白石的“回收烟波十四桥”读完，还没有什么感叹，因为这诗早已脍炙人口，流传千年，甚至有些审美疲劳了。但，当我读到“今夜”两字时，顿时被震慑住了，这“今夜”二字，用得是何等绝妙！它瞬间即将近千年之前的南宋旧事与此事此境隔开切断，追昔抚今，这与苏东坡“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今只能叹息“人生如梦”举杯“一酹江月”的手法是何等相似？正如西洋所谓“蒙太奇”，两幅因时空而隔开的画面同时出现，却产生了深刻的寓意。然而，此时千年易过，沧海桑田，而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有那烟波桥下橹声嘎嘎，只有那脉脉春水柔波，没有了往昔的歌声与萧音，意境何等悠远安谧。这种文字的张力与表现力，足以让当代散文家望尘莫及，这非凡的功力，也正表明余秋雨先生已臻文字般若之化境了。一个能把文字瞬间点化成如此生动的画面，一个如此富有灵性的散文家，一个书写了生命体验与文化激情的诗人学者，怎能不引领当代散文的潮流、开启一代风气。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余秋雨先生虔诚的文化使命感和沉郁的赤子情怀。在余秋雨先生漫漫文化苦旅起步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写过这样感人至深的文字。站在沙漠之中，莫高窟外荒草萋萋，面对着斯坦因等外国学者对中国敦煌文物的偷窃与觊觎，对中华文化的肆意毁灭，余先生痛惜不已，他奋笔直书道：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好一个我好恨，好一个大哭一场！我认为这正是整个余秋雨先生写《文化苦旅》的真实心境，面对着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面对着民族的历史与命运，作为一位深受传统中华文化熏染并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出色文化学者，怎能忘却得了身上的责任和反思文化与传统的使命。面对着欧美西方文化的崛起，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余先生的恨和哭，岂是因斯坦因一人？岂是为敦煌一窟？他目睹了绵延不息，盛传千年的中国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侵袭时力不从心的状况，心里感到份外地悲凉与痛楚，这是怎样的一份赤子情怀？当代学者有如此虔诚关怀者又有几人？
这种哭与痛，这种恨与泪，恰恰有一段话可以充分解释，它出自清代作家学者刘鹗的文章里，刘鹗说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其感情愈深者，哭泣愈痛，屈大夫借离骚而哭，庄子因蒙叟哭，司马迁哭于史记，杜工部诗歌含悲泪，李后主以词哭国哭人生哭春水东流去，王实甫替西厢泪流千行，曹雪芹泪已流干沥血为书——古今第一等之文人，何人不含泪著述，何人不借文而哭，余先生的这段文字，让我感动至今。
文化散文最重要的是境界，以意帅文，然后才看文笔，立意高自然文笔远，其实诗歌辞赋莫不如此，余秋雨先生的境界，决定了他的文化散文格调之高亢、意境之悠远和气度之恢弘，气承汉魏，意接唐宋。面对历史与民族，面对文化与山水，既有蓦然回首的感喟，又有不忍追寻的悲悯。纵观文坛，当代散文家谁人能出其右？可以说，连别有用心的批评者们也只能心服口服。因为，你们说余秋雨先生不行，那么当代散文界还有谁站出来，让大家承认，他也开了一代风气？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以为余秋雨先生好像很在乎“大师”的称谓，那这些人也太小看余秋雨先生了！在这样一个连中国象棋下得出色些都能被称为“特级大师”、三流画家诗人身着袍子，也能自称大师的“大师”泛滥之年代，那个称呼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余先生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更加被证明，数百年后，回溯中国文化散文发展脉络时，云烟全已过往，诽谤皆已散去，大家必定时时想起曾开启一代文风的余秋雨先生，这也犹如我们回望苏子瞻，犹如我们今视辛弃疾。
而今，若一定要给余秋雨先生按上一个“师”的称谓的话，那便应该是文化散文的一代宗师。

四

记得还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收藏到一本余秋雨先生1987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封面为蓝色的《艺术创造工程》。这书已经由沪上另一家出版社再版了，更名为《艺术创造论》，但是我还是忘不掉那个1987年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版本上有段余秋雨先生手写的铭语，让我受益匪浅，也许将影响我的终生。那个时候，余秋雨先生还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职务，此书是在他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行文旁征博引，打通了文学、音乐、电影、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学术思潮与学术观念，于同种寻异，于异中见同，以散文的笔调写出了深厚的理论。在此书的扉页上，赫然印了这段余先生自勉之话，同时也是在勉励着读者，激励着万千学人：
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人生无法完美，艺术也永无止境，只要还有探索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蓦然回首，灯火阑珊，这段话在我看来，不是正余先生走出书斋，负笈万里，行路廿载的宣言么，这不正是那些潇洒倜傥，那些漫漫苦旅，那些川行华章的源头么，不正是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的起点么？而余秋雨先生这本《艺术创造工程》即使不著一字，单就读到这句印在扉页上的铭语，已足矣，一切的创作，一切的可能，都在里面了，余先生写学术文章亦如此寄慨遥深意味深长，我们都体会到了那份良苦用心。
清代学者叶燮曾在《原诗·内篇》里这样写到：“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余秋雨先生无论搞戏剧史文化史研究还是写文化散文，皆是有胆有识有力，学贯中西，慷慨激昂，大气磅礴，能自成一家，开一代风气也是极自然的事了。
苏东坡唱罢大江东去，穿越了宋朝的烟尘，携着奔腾之水，注入了中华文化的涛涛长流。人生苦短，行者无疆。历史的云烟，民族的旧殇，心灵的归宿，文化的故乡，余秋雨先生仍旧能带我们一一找寻，一一探访，披北国雪，踏南海浪，无论是天远地迥，还是山高水长！
大江已东去，海阔浪仍高。
世上再无苏东坡，请君珍惜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