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学，如果没有苏东坡，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景象。有没有苏轼，是大不一样的。苏东坡是罕见的全才，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和汉、唐两个朝代比起来，宋代的国家力量不是最强的，但就它的整个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则是空前的。这主要归功于宋代那些杰出的知识精英都具有综合型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体现在多方面，苏轼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苏轼一生四十多年的创作，在散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占三位，可以说“一门父子三大家”，以苏轼的成就最高。

    诗歌方面，苏轼还是个大诗人，“宋诗”中的独特风格，就是由苏东坡和他的门生黄庭坚共同奠定的，他的诗作数量高达2700多首，且成就斐然。词到了苏东坡，因为慢慢和歌唱脱离，就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学体裁（和诗有了同等地位，词“自是一家”）。词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上有了很大变化，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更为性情之词，使词象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胸襟怀抱和人格个性。词的风格上，就是出现了豪放词。

    曾经有个故事，说苏东坡担任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的时候，有一次在翰林院问底下的一个擅唱歌的幕僚：我的词和柳七的词相比怎么样？柳七就是柳永。那幕僚就回答说：柳七词，应该由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应该由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弹板唱“大江东去”。苏东坡听后就“绝倒”。其实，这个幕僚对苏轼是一种友好的调侃，不是表扬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按当时词的标准演唱方法和形式就是应该由十七八岁小女孩执红牙板唱，而没有关西大汉唱的。这说明当时苏轼在词创作上的突破（婉约是此前的正宗），还没有被人认识到其意义所在。

    苏东坡写出“大江东去”等豪放词，后来又有南宋的辛弃疾及周围的豪放词人，于是形成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派豪放派。所以，苏轼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词家，好多论者认为，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他的诗和散文。

    同时，苏轼又是一个书法家，他是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又是位画家，“胸有成竹”就是他描写他表兄弟文同的绘画艺术时首先使用的，他开了文人画的先河（文人画、工匠画）。宋代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轼地位非同小可。同时苏轼还是位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他也是个好官，他一生在八个地方做地方官，几乎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绩，都给当地的老百姓办了好多实事和好事。

    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为了疏浚西湖而建造的，至今仍是游客必游景点。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个诗人、词家、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政治家，当然还有，如文艺批评家、佛学家等，因此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才，这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就是人的聪明才智，究竟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苏东坡应该说是古代一个杰出的代表。

    苏东坡在后世影响大的原因还有：他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人敬仰的范式；相比于历史上其他文学家，他的乐观旷达的性情，他的诙谐幽默、和蔼可亲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的心目中。

    年轻时的苏东坡有着许多文化大家共同的性格特点，即狂放，主要是率真个性的张扬（其政治上遭难也是因此之故）。但几经挫折，他的性格由狂转为旷，就是旷达，表现为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谐就是幽默，适就是文人怎么自适，是一种养身的艺术，这个“养”不光是指身体上的保养，实际上更是心理上的调适。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丰满自在的性格。

    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他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放归，前后在贬所六年。66岁他在常州病逝。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文章憎命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